又一个“百亿光环”熄灭。
不到半年时间，知名基金经理郑澄然三度卸任在管产品，最新在管规模定格78.07亿元，暂别百亿阵营。据第一财经了解，他目前并未有离职举动，此番连续调整仅为正常的工作减负与产品优化安排。
个体更迭的背后，是公募行业“去明星化”进程。数据显示，年内超230位基金经理离任，3000余只产品发生人事更迭。从张坤、刘彦春、葛兰等老牌顶流集体增聘减负，到新生代基金经理弯道超车、老牌百亿大佬位次滑落，曾经星光熠熠的百亿名单，正在经历残酷的“新陈代谢”。
在业内人士看来，在制度、市场、打法都在变化的背景下，公募行业正告别过往“单人扛百亿、赛道造顶流”的流量模式。随着老牌顶流缩量减负、赛道型选手批量掉队，取而代之的是新锐加速上位、共管模式接棒的新趋势。生态重塑之下，一场从“造星”到“造体系”的深层变革已然开启。
新旧顶流位次重排
据广发基金公告，郑澄然自7月7日起因“工作安排”离任执掌五年多的广发兴诚。这已经是这位昔日的“90后顶流”年内第三次卸任产品，此前3月、4月，他先后卸任了管理近四年的广发成长动力三年持有、广发新能源精选。
连续精减产品后，郑澄然在管产品缩减至5只，在管总规模降至78.07亿元，暂时离开了备受瞩目的“百亿基金经理”行列。不到半年，三度“减负”，也引发部分投资者对其离职的疑惑。第一财经核实确认，郑澄然目前并无离职计划。
一位明星基金经理的“退位”，只是公募百亿顶流大换血的冰山一角。近年来，公募行业正告别过往“单人扛百亿、赛道造顶流”的流量模式，眼下迎来一轮密集减负、增聘共管、基金经理更迭浪潮。
Wind数据显示，截至7月8日，年内基金经理离任人次达到230人，比去年同期增加近两成；同期出现基金经理变动的基金产品（仅计算初始基金，下同）数量已经超过3000只，同比增加15%。
例如张坤、刘彦春、葛兰等一众老牌百亿基金经理，纷纷为旗下产品增聘共管搭档，打破单一管理人操盘百亿级产品的旧模式。随着老牌顶流集体减负、赛道型选手批量缩水、资深经理清仓离任，曾经星光熠熠的百亿基金经理名单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大幅洗牌。
以主动权益产品规模占在管规模60%以上为筛选标准，第一财经根据Choice数据进行初步统计，目前管理规模超过100亿元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达到104人，虽然数量上与去年底的102位相差不大，但内部成员新旧交替、位次大幅重组，行业梯队早已今非昔比。
其中部分基金经理凭借业绩表现，规模快速增长。以永赢基金张璐为例，他在2024年底的在管规模仅20亿元左右，凭借亮眼的业绩表现持续出圈，当前在管规模突破356亿元，行业排名跃升至第二，仅次于老牌顶流张坤。
另一类基金经理则属于“大佬带飞”的情况。如易方达基金何一铖担任投资经理年限不足两年，今年5月被增聘为易方达蓝筹精选基金经理，与张坤共管。接手这只规模近268亿元的旗舰产品后，其个人在管规模暴增至352.21亿元，直接跻身行业第三位。
与之相对，多位昔日稳居行业头部的千亿、百亿顶流持续滑落。一度稳居前三的兴证全球基金谢治宇、中欧基金葛兰仍保持“300亿+”梯队，但滑落至第四、五名；曾执掌千亿规模的景顺长城基金刘彦春已经退出前十。易方达基金萧楠、广发基金刘格菘等前十常客，当前位次滑落至20名开外，部分老牌百亿选手甚至退出行业前50，头部格局彻底改写。
在业内人士看来，百亿基金经理名单的大幅更迭，并非偶然的短期现象，而是业绩周期、行业规则、投研体系三重变革叠加的必然结果。一方面，业绩分化倒逼调整，部分基金经理在行业周期反转后业绩持续疲软，规模随净值回撤大幅缩水，被动退出百亿梯队。
另一方面，绩效考核、薪酬管理、业绩基准等相关文件出台，行业规则被全方位重塑。此外是在投研模式升级下，行业告别依赖个人能力的“单兵作战”，多家机构通过多种形式主动调控基金经理的在管规模，有意识地减弱单个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依赖及影响力。
“加减法”适配市场新生态
从“一人独管”到“团队共治”，从追逐明星IP到回归投资本身，这场始于业绩压力、成于制度变革的“减负潮”，或许正在为公募基金行业打开一扇新的门。而基民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则是：基金经理变更之后，昔日业绩疲软的老产品能否走出低谷？
据第一财经观察，从市场最新表现来看，部分基金产品业绩已出现变化。但需要说明的是，产品业绩修复并非单一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加持，而是团队协作、策略更新、赛道优化的综合成果。此外，也并非所有的增聘或更换基金经理，都实现了业绩改善。
以刘彦春在管的景顺长城鼎益为例，该产品今年5月增聘基金经理柯海东。Wind数据显示，截至7月7日，景顺长城鼎益A自新增管理人后累计涨幅超15%，年内收益由-7.91%大幅修复至6%；反观刘彦春单独管理的两只产品，年内跌幅仍在持续扩大。
长期被套的百亿级老产品也有类似改善情况。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A曾由百亿基金经理冯波单独管理，四年多任职期内总回报为-39.49%。去年6月，该产品增聘郭杰、何崇恺两位基金经理共管，累计至今年7月7日的业绩回报达到93.47%。从最新持仓来看，前十大重仓股已逐渐切换至科技赛道。
“不同的基金经理都有自己擅长的能力圈，也有不太适应市场风格的时候，因此对于规模较大的基金产品，引入不同能力圈的基金经理共同管理，能够发挥多视角互补优势，弥补单一经理的策略短板，有效平滑产品波动，从而优化持有人的投资体验。”一位头部基金公司人士说。
他进一步分析，资深基金经理积累了宝贵的长期市场经验，但在快速迭代的新市场环境中，过往形成的投资直觉与经验判断，需要持续更新验证；新基金经理可能更敢想、敢干、敢冲，对市场的机会捕捉更加敏感，其上行阿尔法更加显著，但投资体系仍需长期市场检验。
“我们需要为投资者负责。”沪上一位基金人士直言，部分基金经理长期业绩不佳，也可能陷进了能力圈的“牛角尖”，投资理论未能与时俱进，投资模型也不能适配市场的情况，“这种情况公司不能无视投资者的时间和资金成本”。
“做投资不要自我感动，搞清楚自己挣的是什么钱，而非使用历史案例去刻舟求剑。”他进一步表示，寻求毫无瑕疵的操作是不切实际的，关键要考量基金经理出现投资失误的频率，以及这些失误是否与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、理念和经验相契合。
华南一位公募机构人士则告诉第一财经，近期很多家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都在做产品管理的调整，无论是卸任减负还是分仓增聘，本质上都是基金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、不同产品特征下的管理优化，没有绝对优劣之分。
在他看来，卸任减负是“做减法”，基金经理把精力集中到更少的产品上，有助于提升研究深度、组合管理效率和操作稳定性，尤其适合风格清晰、需要深度打磨的产品。实际上，这也是业绩基准等相关政策措施落地后带来的自然结果。
分仓增聘则更像“做加法”，通过团队协作扩展覆盖范围、丰富策略来源，也有助于分散单一基金经理的能力边界和个体风险，适合规模较大、策略较复杂的产品。“当前市场结构分化明显，板块轮动加速，这对基金经理的知识结构、经验积累、能力边界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，通过增聘做好补充，是很好的选择。”他说。
该华南人士认为，无论采取哪种形式，关键要看这样的形式是否与产品定位、投研体系和风控机制相匹配，是否真正提升了管理质量，最终能否更好地为投资者创造长期、稳健的回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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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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