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1月，北京，一位96岁的老人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。
但这个人，曾经策划过震惊全国的刺杀行动，曾经单枪匹马从日本人手里骗走几百箱军火，曾经用一盒巧克力把周恩来的密信送进宋庆龄的手里。
他叫华克之。这个名字，他自己都用了几十年，但它也只是他几十个化名里的一个。
书生问路：从三民主义信徒到反蒋志士
1902年，华克之生在江苏宝应。
书香门第，父亲是晚清秀才，早年跟着孙中山干过革命。这样的家庭背景，放到那个年代，叫做"有根有底"。华克之从小读书，读的是三民主义，信的是救国救民。二十岁出头，他就当上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长。这个位置，在当时相当于一张通往仕途的入场券，熬几年，进中央，没什么悬念。
但1927年，这张入场券被人当众撕碎了。
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。消息传到南京，华克之站在雨花台外头，亲眼看着一个个他熟悉的共产党朋友被押上去、枪毙掉。宛希俨、侯绍裘，都是他的老朋友，都倒在了那片土地上。血从台上流下来，染进了土里。
华克之当场就懵了。他以为自己加入的是一个救国的党，结果是这个。
蒋介石没打算放过他。先是派人来劝降，开的条件不错，让他继续做官。来了三次，三次都被华克之赶走了。他写了两句诗："可绝六亲求民主，怎为五斗事暴君。"写完贴到墙上，当着来人的面指着念了一遍。
蒋介石听完汇报，把他投进了监狱。
多亏国民党元老出面求情，华克之才被放出来。出狱后，他搬到上海，租了一套房子，给它起了个名字叫"危楼"。这两个字，既是自嘲，也是立誓——这条命，随时可能没，但豁出去是一定的。
在这栋危楼里，进进出出的都是些不怕死的人。华克之把他们聚在一起，干一件事：除掉蒋介石。
1933年，福建事变失败。指望国民党内部清洗蒋介石，这条路彻底断了。华克之把方向一转，决定自己动手。1934年11月，南京陆家巷23号，一块新牌子挂出来了："晨光通讯社"。
社长叫胡云卿，是华克之的化名。这家通讯社，不只是掩护，它真的在做新闻。
每天发稿，从不间断，南京各大报纸都在用晨光社的稿子，时间长了，业内人送了个外号：小中央社。这个外号，华克之求之不得——认可度越高，记者证才越好混。
而这张记者证，最终会成为一把枪的通行证。
执行刺杀任务的人叫孙凤鸣，徐州铜山人，枪法极准。他进社之后，每天以记者身份跑国民党各大机关，混脸熟，拿采访证，半年下来，已经可以自由出入国民党各大要害部门。
华克之盯的，是蒋介石出现的那个时机。但那个时机，让他们等了一年多。
枪声南京：1935年11月1日
这一年，华克之他们共策划了两次刺蒋行动，两次都失败了。
第一次，1934年底，四届五中全会。孙凤鸣揣着枪进了会场，里面人挤得水泄不通，蒋介石被前呼后拥护着，根本没有下手的角度。孙凤鸣在人群里站了很久，最后空手走了出来。
第二次，1935年春，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。华克之亲自上山踩点，发现警戒严得过分——蒋介石散步时，方圆一两里全部清场，消息说他曾经处死过三名轿夫，原因是这几个人在山路上有过不轨的念头。华克之在庐山转悠了整整一星期，连蒋介石的影子都没见到，悻悻下山。
两次扑空，但没有人泄气。他们把希望押在了1935年11月1日的四届六中全会上。
那天是合影的日子。按照惯例，全会开幕后，全体中央委员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外拍集体照。华克之判断，蒋介石一定会站在前排，那是最暴露、最难保护的位置。他说了一句话：蒋介石坐在那里挨打，百无一失。
孙凤鸣拿到了特别采访证。行动前四天，华克之安排晨光社所有其他成员陆续撤出南京，只留孙凤鸣一个人。
出发前一夜，孙凤鸣吞下了一颗生鸦片。那是备着用的，进场之后随时可以发作，就算被抓也不怕熬不住。他和妻子崔正瑶做了告别，没有说太多，两个人都明白这一去的意思。
送别的站台上，孙凤鸣从口袋里摸出一支派克金笔。那是他入社时华克之送的，笔身刻着字，很名贵。他把笔塞到华克之手里，说笔这么贵重，丢给敌人可惜了，留着写战斗文章吧。
华克之把那支笔攥在手里，没有说话。
1935年11月1日，上午九点半，枪响了。
孙凤鸣挤进第一排，从怀里掏出那把西班牙造的六响左轮，对着汪精卫连开三枪。第一枪打中左颊，第二枪贯通手臂，第三枪从后背钻进脊椎旁边。汪精卫扑倒在地，血喷出来，会场当场炸了锅。
国民党元老张继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从背后抱住孙凤鸣腰。张学良一脚把枪踢飞。卫兵开枪，孙凤鸣连中数枪，倒下去。
但蒋介石没出来。谁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反复写，说是"天父保佑"。有史料记载，那天汪精卫曾去请他一起合影，蒋介石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了。那三颗子弹，本来是打给他的——这一点，蒋介石比任何人都清楚。
孙凤鸣第二天凌晨咽气，一个字没吐。
但戴笠只用了五天。他顺着孙凤鸣身上那张晨光社的记者证，查到了陆家巷23号。晨光社被连锅端，先后被捕者四十余人，十几人被杀。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被抓，受尽酷刑，没有吐出一个字，最终被处决。
整个晨光社，只跑掉了一个人——华克之。
蒋介石的悬赏从五万涨到十万大洋，通缉令从南京贴到了全国。这笔钱，在当年够买下南京城里一条街。
延安转型：毛泽东的那句话
华克之跑进了香港。
在香港这段日子，他过的不是人的日子。今天是卖药小贩，明天是穷教书先生，每天换两三个住处，吃饭不敢在同一家馆子连吃两顿。特务满街都是，他戴假牙，配平光眼镜，就这么在人堆里藏着。
但藏着藏着，他做了一件让蒋介石直接跳脚的事。
1936年冬，刺汪一周年，华克之在香港写了一篇宣言。标题长，内容狠。他把话一次说清楚——那天的目标是蒋介石，汪精卫是替他挨的那三枪。刺杀和共产党无关，和王亚樵的斧头帮无关，就是他们晨光社自己策划的，是一场自发自愿的爱国行动。
宣言写完，他抄了一份，用挂号信寄到了蒋介石官邸。
蒋介石拆开信的那一刻，手抖着的。
但华克之在香港的破楼里，也在想另一个问题。他想：就算当年那三枪真的打中了蒋介石，中国就救了吗？蒋介石死了，还会有李介石、王介石。一颗子弹，干不掉一个旧制度。
这个念头，把他想通了。
通了之后，他开始找路。南方的地下党组织帮他接上了头，目标指向了一个地方：延安。
1937年春天，华克之带着妻子从香港出发。两个月，绕山越岭，专挑小路走，专门绕开大路上的哨卡和特务。两个月后，他站在陕北的黄土路上，看见了延安的城墙。
到延安的第一天，毛主席就接见了他。
窑洞里，一盏油灯，一张木桌。华克之把自己的经历从头讲了一遍，从四一二讲到晨光社，从刺汪讲到逃亡，讲得很激动，几度哽咽。毛主席听得很认真，手里的烟抽了一支又一支。
听完之后，毛主席把烟头按灭，告诉华克之：他认可华克之看清了暗杀无法解决革命问题这一点，但华克之不能留在延安。
原因说得很清楚：国共谈合作，统一战线正在搭建，华克之是蒋介石悬赏通缉的要犯，一旦公开留下，就是给蒋介石递把刀，随时可以拿来戳破两党的合作局面。
这不是"不要你"，毛主席接着说——延安这个庙太小，你这只猛虎真正的战场，在华南，在敌占区，在敌人的心脏里。
华克之站起来，立下誓言：党有差遣，克之生死从之，一无选择，万死不辞。
七七事变爆发后几天，华克之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函，离开了延安，一路南下。那个提着手枪、孤身搞刺杀的侠客，到这一刻正式死掉了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个叫张建良的红色特工。
1939年，在香港，由潘汉年与廖承志联合介绍，毛主席亲自批准，华克之正式入党。他的党员身份列入绝密，连很多共事多年的同志都不知道他究竟是谁。
深入虎穴：隐蔽战线的峥嵘岁月
从延安回来的华克之，换了一套活法。
他今天可以是一个谈吐儒雅的哲学教授，在大学里和教授们谈笑风生。
明天摇身变成精明的茶庄老板，在茶馆里和掌柜谈生意。后天又成了挥金如土的南洋华侨富商，住最贵的酒店，出手阔绰。身上几十个化名，每一套身份的背景资料都背得滚瓜烂熟，查不出破绽。
潘汉年是他的直接领导，被称为中共情报系统第一人。两个人配合，干的都是最险的活。
最险的一次，华克之打进了周佛海家。
周佛海是汪精卫伪政权的二号人物，手握军政大权，是标准的大汉奸。要打进他的圈子，需要一个突破口。华克之找到了——他有一位挚友叫任庵，此人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，和周佛海有多年交情。
在华克之和潘汉年的反复劝说下，任庵决定牺牲个人名誉，以旧友身份主动上门拜访周佛海，再把华克之引进去。介绍词是：这是我的生死之交，完全可以信任。
就这样，华克之成了周公馆的座上客。周佛海夫妇时不时请他吃饭，家长里短什么都聊。汪伪政权最核心的秘密，一点一点流进了华克之手里，再流到延安。那段时间，周佛海的一举一动，延安几乎全程掌握。
1945年初，一份密电送到了华克之手里。
那是蒋介石发给周佛海的密令，内容只有一句话：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。
这句话的分量，重到能够当场撕下蒋介石"抗日领袖"的那层皮。他嘴上喊抗日，背地里却在秘密任命大汉奸收编伪军，留着备以后打内战用。
华克之连夜把电报内容报给潘汉年，潘汉年连夜上报延安。中共中央拿到材料，直接在解放区报纸上公开捅出来。蒋介石一下子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，场面十分狼狈。
日本宣布投降之后，战场上留下了大量无主的军火和武器装备，蒋介石全力在抢。华克之看准这个乱局，策划了一出大戏。
他挑了一个心腹，给他穿上国民党中将的军装，挂上勋章，带着一支同样是化装的"部队"，大摇大摆开进日军军火库，找到负责人冈田。接收文件是伪造的，但做得极为像样。冈田这个日本军官看不出门道，一脸懵地把军火库的钥匙交了出来。
华克之指挥手下开始搬——540箱TNT炸药，194挺机枪，全部装车运走。这批东西，没费一枪一弹，全送进了新四军军部。
新四军发来嘉奖电报，说可供江南江北使用两三年。到了解放战争，华克之又接下一个更烫手的任务：搞日军遗留的精密军用地图。
这批地图已经转交国民政府保管，由国防部二厅的科长程志锐经手。华克之通过程志锐的老师陈光彬从中牵线，由陈光彬设宴，以前途和名望为诱饵，把程志锐钓了上来。程志锐为表诚意，答应献出全套地图。
但地图怎么运出去，才是真正的难题。
每张地图展开来能挂满一面墙，数量几十张。邮局、海关盘查森严，正常渠道根本过不去。华克之想了几天，想出一个法子——利用外国使馆的外交邮袋免检特权。
他通过关系接触某欧洲驻华使馆，以商业秘密资料的名义，把地图分批混进外交邮件里，用蜡纸和纱布层层包裹，细针密缝，分五批秘密运抵香港，再转送解放区。解放军后来打仗用的很多精确地图，就是这么来的。
还有一件事更绝。1948年，潘汉年交给华克之一个任务：把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亲笔信，从香港送到上海，亲手交给宋庆龄本人。
华克之没搞什么复杂伪装。他买了一盒英国产的精美巧克力，小心拆开盒盖，把糖果倒出来，把信平铺在盒底，再把糖果放回去，封好盖子，贴好封签。就这样，一盒普通的巧克力。
他从香港坐船到上海，穿过军统、中统、国民党特务的层层关卡，把这盒糖果平安送进了宋庆龄的手里。
宋庆龄回了一封英文信，华克之原封不动地带回了香港。
冤案与平反：隐蔽战线的历史悲剧
1955年，天塌了。4月3日，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，被秘密逮捕。罪名是"内奸"。核心指控，是他抗战期间曾秘密会见过汪精卫，此后十余年一直未向中央如实说明。
这个案子一出来，整个隐蔽战线的干部都慌了。因为潘汉年是这条战线的大头目，他手下的人，凡是和他有过工作关系的，一个接一个开始被牵连。
1955年5月21日，华克之在家里被捕。
他想不通。他和潘汉年在敌后出生入死十几年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潘汉年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潘汉年真的是内奸，当年他们手里那些党的机密，早就该一网打尽。可事实是，一直到全国解放，无论国民党还是日伪，都没能摸到过他们任何一条核心情报。
但他又不敢怀疑中央的决定。
这两件事在他脑子里撕扯，撕扯了整整几十年。他开始被迫"反思"，被迫把共事十几年的战友拆解开来，逐条分析是不是"内奸"。这种精神上的折磨，比任何酷刑都狠。
有一天夜里，华克之躺在牢房里，实在想不通了。他抓起饭桌上的筷子，用力往自己眼窝里捅。他要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停下来，让自己别再想。
筷子捅进去，眼球掉了出来。狱警发现后赶紧抢救，眼球保住了，但一只眼睛从此几乎失明，终身残疾。
华克之被判刑11年，刑满后没被放走，又被押送到徐州监督改造，继续关了10年。前后加起来21年，从50多岁，关到70多岁。他的夫人朱素文同年被捕，1963年出狱后，被下放到徐州当图书资料管理员，靠着五十多块钱的工资，两个人苦度日子。
1977年4月，潘汉年在湖南长沙一家医院里病逝，化名"肖叔安"。坐了22年冤狱，死前都没有等来平反。
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开始。
1979年，华克之77岁，拄着拐杖跑到北京，找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廖承志。廖承志一看见他这副样子，当场红了眼圈。华克之开口问了一个压在心里二十几年、一直不敢说的问题：您看潘汉年怎么样？廖承志没有停顿，直接回答：潘汉年是个好同志。
这句话，华克之等了二十多年。
等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潘汉年已经死了两年多，他本人听不到了。
1982年8月23日，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，为潘汉年平反昭雪、恢复名誉。通知明确写道：潘汉年是一贯忠实于革命的好同志，决不是长期暗藏在党和政府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。凡因潘案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，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进行复查，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。
随后，公安部对华克之进行复查，重新下了结论：华克之在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，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，是有成绩的，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。
拿到这份结论的时候，华克之已经80岁了。他把那张纸反复看了几遍，什么话都没说。
平反之后，华克之做了一件一直想做却一直没做成的事——找孙凤鸣的后人。
那是他1935年的债。孙凤鸣用命替他挡了那道关，妻子崔正瑶替他挨了酷刑。这笔账，他欠了几十年。在作家董尧的帮助下，他最终在徐州铜山黄集镇小合子村，找到了孙凤鸣的孙子孙大林。一老一少，在北京抱头痛哭。
华克之把那支派克金笔掏出来，交还给了孙大林。
笔还是那支笔，送笔的人，这辈子都没机会再开口说话了。
1988年7月，在华克之的奔走下，徐州铜山县人民政府在孙凤鸣家乡立起了纪念碑。碑文六个字：抗日爱国志士孙凤鸣。
1998年1月7日，华克之在北京病逝，享年96岁。
他一辈子用过几十个化名，策划过震动全国的刺杀，从日军手里骗走过几百箱军火，靠一盒巧克力送过中共领袖的秘密书信，在汉奸的酒桌上觥筹交错，把核心情报一条条送进延安，最后坐了二十一年冤狱，平反时已经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耄耋老人。
他的名字，到死都没几个人知道。
但历史记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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